风雨八十载，联合国如何共建未来？

回望历史长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催生了人类对和平秩序前所未有的渴求。80年前，《联合国宪章》的签署，是人类第一次以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宪章形式，把“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集体意志写进国际法。

战后国际秩序，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基石，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促进普遍人权为己任，法律根基深植于同盟国的一系列庄严宣言、国际法律文件、历史性会议（如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以及对战犯的正义审判所形成的广泛共识。其核心成果，则是联合国的诞生。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不仅标志着国际治理体系的重大革新，更象征着人类以制度性力量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开辟和平发展新道路的决心和承诺。

80年来，这套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多边主义为灵魂、以共同规则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既写下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实现整体和平的新篇章，也经受了冷战对峙、南北鸿沟、霸权干涉、治理赤字等严峻考验。八十载风雨历程，这一秩序虽历经挑战，但仍维系了全球总体和平并推动了经济繁荣与文明进步。今日审视其成就与局限，直面深层矛盾，探索改革完善之道，对共建未来、守护人类共同福祉意义重大。

9月22日，纪念联合国成立80周年高级别会议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图/新华

历史坐标

这套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在政治层面，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构筑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即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履行国际义务等原则，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压舱石。联合国框架下的大国协调与多边机制虽然面临种种制约和束缚，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大国一致”原则，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既防止了大国直接对抗升级为世界战争，也提供了集体安全机制的制度化平台。

其次，在经济层面，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大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孕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如今的世界贸易组织）“三大支柱”相继建立，分别承担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发展融资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关键职能，为进一步推动战后全球经济复苏与相互依存提供制度保障，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也借此确立了在金融、贸易等领域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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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制度层面，促进国际法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日臻完善。从《世界人权宣言》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海洋法公约》到《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500余项多边条约，使国际规则覆盖战争与和平、人权与发展、环境与气候等各领域，人类文明第一次在制度层面开始“用规则替代拳头”。

最后，在全球治理格局层面，奠定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外部环境。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中，120多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加入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比例由最初的不足30％升至超过80％。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显著增强，为国际秩序注入多元动力。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国际秩序中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也日益暴露出来：

一是大国博弈的冷战烙印。安理会否决权频繁使用，导致联合国在若干重大冲突和侵略行为面前失声；在冷战时期，北约与华约对峙，使联合国沦为“表决机器”。

二是发展赤字与南北鸿沟。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未能充分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规则的制定与适用过程中凸显的“双重标准”现象损害了国际正义。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国际金融话语权高度集中；贸易规则更多体现发达经济体利益，导致“剪刀差”长期存在，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处于低端。

三是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双重标准。一些国家以“人道主义干预”之名行干涉主义之实，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制造的动荡至今未息，同时对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受的占领和封锁却选择性失明。

四是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步履维艰，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因个别成员阻挠而停摆，多边贸易体制遭遇空前危机。规则体系面临更新挑战。旧有规则在处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全新议题上捉襟见肘，亟待补充完善。

五是国际法执行乏力。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起诉率高企，而对某些大国及其盟友的战争罪指控却难以立案，严重损害国际司法公信力。

深层矛盾

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矛盾与深层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多边主义遭遇严重侵蚀，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对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冲击；某些大国更热衷于排他性“小圈子”政治，架空联合国权威，损害了国际协作基础。个别大国奉行“本国优先”，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加征单边关税，滥用长臂管辖，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个别国家打着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搞伪多边、小圈子多边，阻碍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有效落实和推进。

其二，强权政治与主权平等之争。某些国家以“民主对抗威权”画线，拼凑排他性小圈子，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却避谈“规则是谁制定、为谁服务”的关键和方向性议题，实质是以少数国家意志取代《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其三，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脱钩”“断链”而碎片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两年多，单边制裁层层加码，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环境恶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资金断崖”。

其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叠加。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巴以冲突再起，核扩散风险上升；同时，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危机、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挑战日益突出，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

其五，国际规则“存量改革”与“另起炉灶”之争。发展中国家要求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改革诉求，与守成大国对“霸权利益”寸步不让形成竞争；与此同时，个别国家试图绕开联合国，以“民主峰会”“印太经济框架”等碎片化机制取代普遍性安排，加剧全球治理赤字。

中国主张

中国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与建设性改革者。面对复杂变局，中国提出一系列清晰主张：

一是固守秩序核心，捍卫《联合国宪章》权威与多边体系。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种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旗帜鲜明地维护联合国权威，坚持以宪章精神处理国际争端，反对任何贬损、架空或取代联合国的企图。中国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倡导以规则为基础解决贸易摩擦，推动世贸组织必要改革以增强其权威性与有效性。此外，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国际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推动联合国在和平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领域均衡发力。

二是引领秩序进化，推动平等有序多极化。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防止旧有对抗、阵营化回潮。

中国主张的世界多极化，核心在于“平等”与“有序”。平等，要求大小国家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反对以实力地位划分国家等级，反对搞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有序，强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和全球治理进程中开展合作，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并具建设性，共同塑造更加包容合作的国际格局。

三是支持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等机构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资金、项目投向最不发达国家和中小岛屿国家，让联合国“发展系统”真正服务于2030年议程。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坚持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优先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行，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渔业补贴规则，反对以“市场经济地位”“产能过剩”等为借口的保护主义措施。推动IMF完成第16轮份额总检查，实质性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推动世界银行落实国际开发协会第21轮增资，把资源重点投向减贫、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数字转型等领域。

四是促进国际法治与规则建设。反对双重标准，积极参与国际立法。推动《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等谈判，深化极地、深海、外空、互联网、人工智能新疆域规则制定合作。维护国际司法机构权威，支持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反对选择性和双重标准的国际司法实践。

五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双边层面，同越来越多的国家构建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推动周边、亚洲、亚太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在全球层面，进一步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

六是促进普惠包容全球化。重塑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实施“一带一路”可持续融资框架，打造惠及各国人民的“发展带”“幸福路”。

经济全球化需要转型提质。中国倡导的普惠型全球化，重在回应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致力于做大并公平分好发展蛋糕，让所有国家、阶层和人群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共同繁荣。如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同非盟《2063年议程》、东盟“印太展望”等区域战略对接，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包容型全球化则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发展模式单一化，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不移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使全球化更具韧性和包容性。

七是捍卫核心利益，维护主权安全与战后安排。战后国际秩序在亚洲的关键法律基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无误地规定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等。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任何虚化一个中国原则、纵容“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都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公然破坏。任何“台独”分裂行径都是对战后国际法秩序的公然挑战，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不仅关乎中国核心利益，更是国际社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与严肃性的必然要求。

真正的出路

历史昭示，没有联合国就没有战后国际秩序；维护战后秩序，就必须维护联合国权威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规则体系。秩序演进之路绝非坦途，固有矛盾与时代新题交织，信任赤字与治理挑战并存。

然而，推倒重来绝非出路，那只会导向更大的混乱与灾难。真正的出路在于坚守秩序之“锚”：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行动圭臬，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唯有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推动联合国改革与完善，强化多边机制效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进程，构建更加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才能有效弥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与发展赤字。

中国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正是为完善战后国际秩序、应对全球挑战贡献的东方智慧与可行路径。其内核是，在坚定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秩序根基的同时，以改革的勇气与创新的智慧，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最终为全人类共同福祉筑牢坚不可摧的制度保障。维护战后秩序，就是守护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未来。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80年前，人类在废墟中建立起联合国，孕育了多边主义的种子；80年后，这颗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但仍需精心呵护、修枝壮干。

（作者系外交学院院长、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任）

发于2025.10.27总第12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风雨八十载，联合国如何共建未来？

作者：王帆

编辑：徐方清